希望感受科技便利的守法良民幾乎什么信息都會暴露，而騙子們卻能夠繞過實名制和各種信息審核
一對浙大碩士新婚夫婦，不久前剛剛裝修好婚房，由于暫時還住不上，于是決定將房子短租出去賺點零花錢。通過“螞蟻短租”這個手機APP，他們像招待自家親戚那樣，招待了自稱來杭州“蜜月游”的螞蟻短租用戶“郝阿膠”和她的男伴。結果這對看起來“誠意滿滿”、不斷發視頻展示他們“把房間愛護的很好”的租戶，把房內所有能搬走的東西打包，叫了快遞公司一起運走，目前下落不明。被盜竊的夫婦發現，嫌疑人在“螞蟻短租”使用的姓名、身份證號和手機號都是假的。（據公號“酷玩實驗室”）
監控錄像中的竊賊，連主人的吉他都順走了“互聯網+”時代，科技正前所未有地改變所有人的認知，只要有一部連上4G的智能手機，衣食住行什么都能辦得到。人們沉浸于各種便利的O2O服務之中，并形成了依賴。許多人已經不愿意再花太多時間、精力去甄別某項服務是否真實可靠，價格是否公道實惠——一切都交給平臺，相信有著“互聯網思維”的實體服務平臺商們，能夠利用大數據匹配、征信等機制來提供小作坊時代所達不到服務水準。這對浙大的新婚碩士夫婦，看起來就是對互聯網服務非常信任的用戶，完全沒有想到，某些互聯網服務高大上的廣告詞和精美UI背后，防范機制不堪一擊，被騙子們輕易鉆了漏洞。
這正是當今時代的一個尖銳矛盾。守法良民不會整天想著去堵各種科技的漏洞——比如很多安全機構反復呼吁不要使用“123456”這樣的密碼，但許多人的密碼依然非常簡單，因為復雜了記不住——但心懷不軌的犯罪分子卻會鉆研高科技，把各種漏洞爛熟于心，讓守法良民變得形同透明。招聘網站上出現假的公司，婚戀網站上的熱門交友對象隱瞞婚史，都是很好的例證。
在這種情況下，“網絡可信身份管理”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所謂“網絡可信身份”，指的不僅僅是“實名制”——就算一個與你打交道的網絡對象身份證信息是真的，他的其他方面的信息，比如有沒有婚史，有沒有負債，聯系方式是不是真的，究竟是不是他自己宣稱的職業，都是“網絡可信身份”這一概念所涵蓋的。
推進這一問題的解決，讓人們既能夠享受信息時代的便利服務，又能給予打交道的對象充分信任，而且互動過程還不過多侵犯互相之間的隱私，可以說是一個時代使命。早在2011年，美國奧巴馬政府就發布了《網絡空間可信身份國家戰略》，來應對這個問題。
“網絡可信身份管理”在國際上也是一個備受矚目的議題對付騙子，最重要在于提供實體服務的平臺方，然而現狀是平臺方往往可以輕易推掉自己的責任
如前所述，守法良民應對善于鉆漏洞的騙子，是很困難的。說那對浙大夫婦被鄉下竊賊“智商碾壓”只是調侃，因為他們很難去甄別“郝阿膠”和她的男伴究竟是竊賊還是真的用戶。這個責任只能落在平臺服務商的身上。然而很遺憾，“螞蟻短租”的甄別機制形同虛設，使用百度到的假身份證號碼和假名字，就能輕易預訂成功。
照理說，短租服務平臺，買賣雙方是C2C的關系，身份信息核實照理說是很重要的一環，為何這家公司如此疏忽呢？理由其實不難理解。O2O市場競爭從來就是充滿血雨腥風，擴大供應商和用戶規模，對于很多初創企業來說是第一位的，過高的審核門檻，勢必會影響用戶的增長。如果在安全風險方面過于注重，可能會因為成本太高根本就做不起來，而中國的初創企業可以說是特別強調“野蠻生長”，提升服務的品質，往往都是發展到一定規模再去補課。前不久引發爭議的Boss直聘也是同樣的道理，有論者指出，之所以實體服務平臺放寬對入駐企業的審核，是因為平臺只有獲得足夠多的“老板”，才能吸引更多的求職者，這種雙邊對接的模式才能真正有效運轉。世紀佳緣之所以引發爭議，恐怕也是因為如果要做到對實體服務平臺用戶進行足夠精準的審查，會大幅度提高運營成本。
這并不是中國的互聯網實體服務平臺特有的問題。Airbnb這樣的國外短租業務龍頭，以及許多國家的婚戀交友網站，招聘網站，都面臨著用戶或供應商信息審核的難題，時有一些不法分子會鉆漏洞。但目前我國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平臺方很少為自己應盡的責任付出代價。如法制晚報記者整理就發現，從2008年至今，沒有一起刑事案件的判決書的當事人是網絡招聘平臺，招聘平臺從未因含有虛假招聘內容而坐上被告席。也有人列出過“世紀佳緣”因虛假信息而招致的維權事件，受害人幾無勝訴，某律師曾以“悲哀”來形容婚戀網站維權現狀。
最好的辦法是，要讓用戶有辦法對實體服務平臺審核不力造成的侵權行為進行反制
并不是沒有法律法規去管束這些平臺。比如《就業促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提供虛假就業信息”、“為無合法證照的用人單位提供職業中介服務”屬于職業中介機構禁止實施的行為；又比如《上海市婚姻介紹機構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征婚當事人到婚姻介紹機構或者媒體登記征婚時，應當提供本人身份、職業、學歷等證明；征婚當事人有婚姻史的，還應當提供離婚或者喪偶證明。”“婚姻介紹機構或者媒體對征婚當事人提供的證明有疑義的，應當進行核實。”“婚姻介紹機構或者媒體發現征婚當事人提供虛假證明的，應當拒絕接受和發布征婚信息。”至于短租業務，雖然本身處在法律灰色地帶，一些短租平臺的經營者還曾被公安機關因非法經營的理由查處過，但住宿登記的有關規定按理說也適用于短租服務的平臺。
問題在于，指望有關行政部門去查處互聯網實體服務平臺身份信息審核不力的問題，有點不太現實。因為執法資源有限，行政查處動力不足，除非出現一些比較惡性的事件，會給現狀帶來比較大的變化，但是O2O的業務范圍很廣。不可能指望每個業務方向都來一次重大惡性事件來改變行業規則。那么，怎么辦呢？
BOSS直聘曾因審核不力造成重大事件而向公眾道歉最好的辦法是，要讓用戶有辦法對平臺審核不力造成的侵權行為進行反制，發起能讓平臺感到肉痛的訴訟，這需要市場給用戶提供足夠且專業的法律服務。有網友就提到，中國目前就缺乏這種提供維權服務的項目，如果有項目能讓各個事件的受害者把問題委托給專業的律師，讓律師專門去處理這類問題，平臺服務商就會感受到壓力，從而推動審核問題的解決。
就像一些婚戀網站，收取了高額的會員服務費，那就不僅僅是要負善意審查義務，而是該對會員的目標婚戀對象進行實質性審查，考察其婚史，就算民政局不提供查詢，也該要求會員自身進行上傳并進行核查。如果做不到，那就應該做好吃官司的準備。
當然，司法和立法機關在這方面也有很多事情可做。國外在這方面有很不錯的例子。比如2016年4月，舊金山和洛杉磯的檢察機關對Uber提出訴訟，指控Uber對專車司機背景審查的虛假描述，檢方認為，Uber的背景審查機制存在漏洞，并沒有像出租車公司一樣對司機進行指紋認證和面試工作，以虛假信息誤導消費者。Uber與檢方達成和解，需要在60天內先支付1000萬美元的罰款。舊金山地方檢察官特意指出，該案給所有企業尤其是初創公司提醒，在追求快速增長的同時，不要忽視保護消費者的法律。又比如2016年6月，紐約州議會通過一個新法案，如果市民發布了違反短期租賃條約的租賃廣告，將會受到最高為 7500 美元的罰款處罰，這迫使Airbnb推出新舉措，加強了對房東信息的核查。（據知乎用戶“奧丁的右眼”）
從技術角度來說，平臺服務商是有辦法更好地解決各種漏洞的，比如引入更多信用機制（如芝麻信用等），比如引入基于用戶畫像機制的風控技術，來作為實名制登記的補充。關鍵在于讓他們感受到壓力。這也需要全社會更加重視這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