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評選未來會面臨更多爭議
癌癥免疫治療能夠取得重大進展，離不開無數科學家的艱辛探索。此次獲獎的美國科學家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科學家本庶佑成就斐然，獲獎并無多大爭議，在中國的爭議主要是華人科學家陳列平是否應獲得諾獎。
詹姆斯·艾利森和本庶佑陳列平教授在腫瘤免疫領域的貢獻的確得到了國際認可。2017年，陳列平、詹姆斯·艾利森、本庶佑、戈登·弗里曼和阿琳·夏普5位科學家，因在腫瘤免疫領域做出的開創性工作共獲沃倫·阿爾珀特獎，陳列平成為繼簡悅威、屠呦呦之后，第三位獲此獎的華人學者。
此次未獲諾獎，不僅國內的同行為他鳴不平，他也不滿意——“首先CTLA-4并不是詹姆斯-艾利森發現的……艾利森只是首次將其作用聯到癌癥治療方面，而本庶佑雖然發現了PD-1，但是機制并不是他發現的，腫瘤治療更是與他無關。但這兩位在宣傳鼓動方面確實勝出我很多……”
陳列平
諾貝爾文學獎有爭議不稀奇，為何諾貝爾科學獎也會有爭議呢？這不僅是因為世上沒有完美的評選標準，更因為諾貝獎評選的一些規則“過時了”。
在科學發展早期，科學家憑借個人的力量就可以取得突破性成就，牛頓、達爾文、居里夫人、愛因斯坦等人即是如此，但是到了現代社會，科研離不開團隊合作——大到需要成千上萬科學家合作的科學工程（如阿波羅計劃），小到某個具體的科學領域（如細胞免疫治療），幾乎每一項成就都是眾多科學家前仆后繼，集體協作的結果。到底哪幾個人的貢獻更大，越來越難分辨。
而諾貝爾科學獎每項獲獎者不會超過3個人，這就需要委員會絞盡腦汁從一個領域的杰出科學家中選定一位、兩位，頂多三位獲獎者。一定要找出具體的個人頒獎，諾獎的這種結構性缺陷很容易引發爭議。
在加州大學天文物理學家布萊恩·基亭看來，如此評獎不僅不公，也強化了外界的刻板印象——認為科學是由一兩位孤獨的天才進行，忽視了背后支持他們的科學網絡。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科研機構合作的加深，跨領域科研的發展，未來諾獎科學獎的評選，還會有更多“評獎是否公正”，“憑什么他不能得獎”的爭議。
在為陳列平抱不平之后，更該想想他當初回國為何不受待見
諾獎評選雖有爭議，爭議主要在于一些人覺得有的科學家也該得獎，不得獎是諾獎的損失。不過，諾貝爾科學獎的中立、公正和權威依然深入人心，一國諾獎得主的數量也是衡量一國科技實力的重要指標。
為本國科學家抱不平容易，國人可以抱怨“少了陳列平一個諾獎”，其他國家的人也可以抱怨少了本國某某科學家一個諾獎。在抱怨之后，更該反思的是，為何陳列平的主要研究成果不是在國內取得的。
在2017年獲得沃倫·阿爾珀特獎后，陳列平曾接受過《知識分子》的采訪。他表示，由于腫瘤疫苗在臨床治療的失敗，該領域在2000年初處于低潮中。2006年，經過多年籌備，他的抗PD-1/PD-L1抗體藥物才在美國開始了I期臨床試驗。
接受化療的患兒兩年之后，I期臨床結果喜人。陳列平本打算在國內嘗試開展類似的研究，但國內學術界對此項研究反應冷淡，從他實驗室回國的博士后也在經費申請上遇到很大挑戰。
到了2012年，抗 PD-1藥物 I/II 期臨床試驗結束，結果顯示抗 PD-1藥物對腫瘤治療效果非常明顯。
他打算回國組建創新團隊，進行大型科學項目轉化研究，但十多個評委（一半以上都是院士），沒有認可他工作的重要性，結果是申請的經費被砍掉了90%。
2013年，陳列平終于從母校福建醫科大學和當地政府獲得了支持，這才建起了自己的實驗室。
陳列平坦言，“在耶魯大學，我可以建自己心中理想的實驗室，做想要做的研究，沒有很多行政干預。這一點在國內卻有些不同，如果國內科學家這樣做，需要面臨更大的壓力，因為中國科研政策的導向性很強，今年做什么，明年做什么，都已經設計好，否則很難拿到經費。在你被孤立的時候，是否仍能做出新的東西，這需要經受極大的考驗。”
可以想象，如果陳列平一直在國內搞研究，只鉆研自己感興趣，領導卻不關注的領域，研究經費可能都沒著落，更不要說取得今日的成就了。
沒有合理的科研評價機制，投入再多也沒用
近年來，我國對科研發展非常重視，研發投入不斷增加。2017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17500億元，比上年增長11.6%。從全球看，中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
中國雖然也有諾貝爾科學獎的獲得者，但中國在研發上的投入和諾貝爾獎的產出完全不成比例。日本18年18個諾貝獎得主的成就，也讓一些人感嘆“何時我們才能像日本一樣多次獲獎”。
有樂觀者認為，一些國家諾貝爾獎得主多，是因為他們之前科研投入的多，科研基礎好。人家的科學家在十米跳臺上搞創新，我們自然比不過，但只要保持定力，持續投入，過些年我們高校中的科研機構，也會跟下餃子一樣產生諾貝爾獎得主。
錢花到位了，就能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嗎？恐怕不一定。要知道，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重大發現或者原創成果，需要的是以10年甚至更長時間為單位的反復探索、糾錯，然后才可能完善。
目前的科研評價體系，由政府主導，“沒有等待的耐心”，其實把科研當成政績一樣考核，本身就缺乏科學性。
正如陳列平所說，國內科研缺乏原創環境，很多中國科研人員都是在追蹤熱點研究。中國相關政策亦在鼓勵跟進，這可能是方向性錯誤。
如果說諾獎評選引發爭議是遇到了科研發展中的新問題，那我國的科研評價還有不少基礎性問題待解——科研的行政導向有必要，但朝向哪里，怎么做，科學家也要有發言權。畢竟，一旦方向錯了，投入再多，也不會有多少原創性產出，更不要說諾獎級的創新。
